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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红楼点滴

时间:2018-05-02来源:夜半猪嚎 -[收藏本文]

  张中行:红楼点滴

  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胡胡,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步;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着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着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已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三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倒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着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杨癫痫的急救方法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已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饺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梧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四

  点滴一、二、三说的都是红楼之内。这回要说之外,即红楼后面的一片空旷地,当时用作操场,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场地很大,却几乎毫无设置,记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开球场之外,长年都是空空的。学校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里去。红楼后面的广场,惟一的用处是上军事训练课。

  同党义一样,军事训练是必修课,由入学起,上一年还是两年,记不清了,总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说来奇怪,这也是名实相反的好例证,凡是必修的,在学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国文、大一外语等,都是一年级时候学一年。对于普修课,学生的看法大致是,学学也好,不学也没什么了不得,因为都是入门的,或说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选修课,是爬往专的路上的阶梯,因而最为学生所看重,其实也最为教师和学校甚至社会所看重。

  同是必修课,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同。例如党义,除了学生视为浅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扬书同文,车同轨,与北京大学的容许甚至鼓励乱说乱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说这位教党义的先生,记得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上课,据说经常只有一个人,是同事关系(?),不好不捧场。到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军事训练不受学生重视,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的本意是学文,不是学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学,外貌自由散漫已经成为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奋发。

  教军事训练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却不能用黄老之术,因为一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之外,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担任这门课的是白雄远,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也许军阶是校级吧,我们称之为教官。他很有办法,竟把上面说的这种矛盾解决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当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朗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登皮靴,用文言滥调,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有一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当然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我来教。我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我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我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如果没有人看着,诸位只要能来,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

  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据我记得,我们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一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如果说还有可传,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的记忆,同学对他一直很好,觉得他可亲近。也许就是因此,有一次,学校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有个同学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还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

  五

  点滴四已经走了题,扯到红楼的外面。俗话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跑出来,索性再谈些不都发生在红楼之内的事。这想谈的是有关入学的种种,北京大学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现在看来也许很简陋,但有特点,或者可以聊备掌故吧。

  先说第一次的入学,由投考报名起,是有松有紧。所谓紧是指报名资格,一定要是中等学校毕业,有证书作证明。所谓松是只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细到系之下还要定专业。这松之后自然会随来一种自由:可以选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学院,既可以选读历史,也可以选读日语。自由与计画是不容易协调的,于是各系的学生数就难免出现偏多偏少的现象。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毕业的一期,史学系多到三十六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史学家的张政烺;生物学系少到三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美籍华人的生物学家牛满江。多,开班,少,也开班,这用的是姜太公的办法,愿者上钩。

  再说命题,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譬如说,考国文是明天早八点,今天中午由校、系首脑密商,决定请某某两三位教授命题。接着立刻派汽车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到门,进去,见到某教授,说明来意,受请者必须拿起衣物,不与任何人交谈,立刻上车。到红楼以后,形式近于监禁,要一直走入地下层的某一室,在室内商酌出题。楼外一周有校誓包围,任何人不准接近楼窗。这样,工作,饮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时以前,题要交卷。印讲义的工厂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许走出地下层,接到题稿,排版,出题人校对无误,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时略前,题纸由地下层取出,送到试场分发;出题人解禁,派汽车送回家。这个办法像是很有优点,因为没有听说过有漏题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对错有标准,自然用不着什么新奇花样。只是有一种不好办,就是国文卷的作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不说准确,连公平也不容易做到。赵憩之(荫棠)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国文考卷有他,阅卷将开始,胡适提议,大家的评分标准要协调一下。办法是随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后把评分写在纸条上,最后把所有纸条的评分平均一下,算作标准。试一份,评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为标准,分头阅卷。其实,我想,就是这样协调一下也还是难于公平准确,惯于宽的下不了许多,惯于严的上不了许多,考卷鹿死谁手,只好碰运气。

  几门考卷评分都完,以后就又铁面无私了:几个数相加,取其和。然后是由多到少排个队,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从排头往下数,数到二百八十,算录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队,录取,写榜,多在第二院(理学院)西路大学办公处那个圆顶大屋里进行,因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写。消息灵通、性急并愿意早报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听,如果恰巧听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诉那个及第的人。榜总是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因为哪一天贴不定,所以没有万头攒动的情况。

  与现在分别通知的办法相比,贴榜的老办法有缺点,是投考的人必须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录取。我就是没有及时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头的。考北京大学的人一般是住在沙滩一带的公寓里,我刚为有个亲戚在朝阳学院上学,由他代找住处,住在靠近东直门的海运仓,离沙滩有六七里路。考北京大学完毕,自然不知道能不能录取,于是继续温课,准备再考师范大学。也巧,这一年夏天特别热,晚上在灯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浃背。就这样,有一天,公寓的伙计送来个明信片,说放在窗台上几天了(),没人拿,问问是不是我的。接过一看,是同学赵君看榜后写的祝贺语,再看日期,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了。

  录取以后,第一次入学,办手续,交学费十元,不能通融。推想这是因为还在大门以外。手续办完,走入大门,情况就不同了,从第二学期起,可以请求缓交。照规定,要上书校长,说明理由,请求批准。情况是照例批准,所以资格老些的学生,总是请求而不写理由,于是所上之书就成为非常简练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长,第二行是请求缓交学费,最重要的是第三行,必须写清楚,是某系某年级某某某,因为管注册的人只看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注册入学。

  北京大学还有一种规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转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学四年,不必经过入学考试。有个同学王君就是这样学了八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没有问他。也许由于舍不得红楼的环境和空气?说心里话,舍不得的自然不只他一个,不过自食其力的社会空气力量很大,绝大多数人也就只好卷起铺盖,走上另一条路了。

  

  张中行:自我

  这个题目难写,可是不得不写,因为想谈与己身有关的许多方面,先要知道己身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容易。对于有些事,我们有时候感到,不想像是还明白,一想反而胡涂了。己身正是这样的事物,而且也许是最突出的,可以与存在或有(其对面的无同)并列。比如说,一阵发奇想,想问问,我吃饭,我与某人争论,总执着有个我,这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不问则已,一问麻烦就来了。可以用历史家的眼看,是由父母那里受生,有生命就有了我。但也有麻烦,是有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自己能觉知,受生之后多久能够自己觉知呢?确定某一刹那,恐怕实验心理学家也会为难吧?还可以用哲学家的眼看。很多人都知道,笛卡尔是用我思证明我在的。这显然也无用,因为思之前已经有了我。不得已,或者只能用叙述事实的办法,是受生以后,机体生长,感官的收获渐渐组成觉知(包括分辨实虚和感受苦乐),这觉知由一物和心的整体发出,并进而能够反照这整体,于是说这整体是我,这样说,所谓自我不过是个能反照的感知系统而已。也可以不学究气,只由常识方面认知。那就不必问究竟,只看现象。现象,或事实是,古今中外,有数不尽的人,每一个人是个物和心的整体,这整体有独自觉知的知识和苦乐,就自己觉得这整体是我。

  神秘,或说有大力的是觉知。这神秘是由生命的性质来口生物与无生物的最本质的区别是,生物主动地要求保存、延续、扩充,这主动就是觉知,或慢慢发展为觉知。人类的觉知或者可以算作高等的,它能够以自己为对象,站在对面反观觉知。这有时就()像是有了两个我,如悔的感情就来于,一个明智的我觉得那个胡涂的我做错了。其实,觉得有我,这我成为对象,如果相信笛卡尔我思的判断,总不得不承认,那觉知不是来自对象的我。总之,我就是这样神妙莫测。

  但是它也有不神妙的一面,是一个人无论如何神通广大,想离开我是办不到的,因为能想和所想都来于觉知,觉知不能离开那个能觉知的整体(即反观时的我)。不幸是这能觉知的整体生而有欲,有欲就不能不求,求而常不能得,于是有苦。苦与我难解难分,为了离开苦,有些人无力对外,就想在我上打主意。如庄子就有这样的设想:

  南郭子綦隐机(凭几)而坐,答焉似丧其耦(躯体)。颜成子游(名偃)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庄子大宗师》)丧我是我没有了;可是还有个吾,吾也是我,至多只是个造诣高超的我,可见还是没有离开我。佛家也有这种想法,认为我执是一切烦恼的本原,所以想除烦恼就要破我执。如何破?似乎只能乞援于万法皆空的认识。如果是这样,那就又是走向觉知。而觉知,显然只能是我觉知。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真正丧我,只有一则笑话的故事可以当之无愧。这故事是: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赵南星《笑赞和后天癫痫会遗传吗尚》)这自然是笑话;至于实际,蓄发变为秃头,如果生疑,是只能问,我的头发哪里去了。这就可见,人,生年不满百,情况也许如邯郸卢生之梦,外,环境,内,身和心,什么都时时在变,只有我却像是始终如一,总跟自己的觉知纠缠在一起,除去丧失知觉,是绝不能离开,哪怕是拉开一点距离的。

  因此,我们就只好不问究竟,考虑人生问题,对付世间的诸多大事小事,都由自我出发。自我,与身外的无数自我,即他人相比,有类的同点,有个体的异点。如一首二足是类同;同是一首,有大小、胖瘦,美丑等区别,是个体间必有差异。这就自我说,是生来就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只能顺受。昔人称顺受为认命,命指命运,包括得于先天和遇于后天的。这里只说得于先天的,也包括无限花样。不能不化简,只算作举例,可以分为身和心两种。两方面,都有得天独厚和得天独薄的;厚薄之间,自然又必致有若干等级和无限花样。只说厚薄。就身说,项羽力能扛鼎,西施有沉鱼落雁之容,是得天厚;相反,刘伶是鸡肋不足以当君拳,无盐甚丑,就得天不厚了。心也是这样,世间有神童,也不少弱智儿,这是同受自天,而厚薄相差很多。这差异,受生的我不当负责,却不能不承担。有违公道之义吗?老子早已说过,天地不仁(无觉知),我们,以及外面的大环境,都来自天,而并非来自公道。如屈原,作《天问》,吐一点点郁闷,结果还是不得不跳汨罗江。所以说,既已有了我,这我就带来天命之谓性,不幸而不厚甚至很薄,怨,难免,却没用,上策是用荀子的办法,求以人力补天然。如何补?显然,具体的必千头万绪,只好说几个原则。

  一是顺应。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来,我不能负责,却不能不承担。这里说顺应,是要求知道有此情况。古今中外许多贤哲都重视这样的知。深思冥索,所求不过是想了解,外看,大千世界,内省,方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明白说出这种心情,如孔子说畏天命,斯宾诺莎说人的最上德是知天,等等,都是。知天然后才可以知命。知命,我的理解,可以包括三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外推,姑且限于有生之物,要知道,不只近邻,如五伦及路人张三李四,就是远邻,鸡犬蚊蝇,直到单细胞生物,都是在同一个天命的笼罩之下,所谓民吾同胞,物无与也,说可怜就同样可怜。另一方面是知止;就是要安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具体说是接受天命而不强求了解天命之所以然。《礼记中庸》篇就是这样处理的,它说过天命之谓性之后,接着不问何谓天命,而说率性之谓道,意思是,生之谓性,已如此,逆,无力,也许还有大麻烦,那就顺着来吧。对付我当然也只好这样,逆,如自杀。非绝不可能,总是太反常了。还有一个方面是知足,是感知有我之后就不要嫌弃。这种态度是由务实的精神来,例如生来不聪明,你嫌弃也不会变鲁钝为聪明,也就只好用庄子的办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当然也可以尽人力图补救)。幸而天命同时也赋予人知足之性,愚而自以为智,中人而自以为至美,老子天下第一,都是这种天性的表现。这种性对天(假定为也有觉知)有好处,是不会有人向他造反;对人也有好处,是集为我的一体,由生到死,都亲亲爱爱。

  二是自知。这是因为过于在我的范围内亲亲爱爱,就会如俗话所常说,无自知之明。一个人,得于天,很少能够,或说不能,独厚,至厚,各方面都厚;后天也一样,不可能各方面造诣都最高。不厚不高而自以为厚为高,对人对己都无利,或说有小害甚至大害。所以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明来于多往外看,然后虚心比较。其结果就有如把自己放在衡器上衡量,一看明白了,本以为超过一斤,原来只有几两。这有好处,一是可以自谦,二是可以自励。其结果都会是造诣的向上,烦恼的减少。

  三是珍重。这是由另一个角度考虑的,既然有了我。而我又至亲惟一,而且生涯只此一次,就应该珍而重之。如何珍重?还是率性,尽力求活得好。何谓好?不过是经历丰富且有价值而已。丰富,有价值,仍需要解释,为省力,用举例法,如某甲目不识丁,某乙古今中外读了数十万卷书,我们说某乙的生活比某甲丰富;汉武帝大量杀人,司马迁忍辱写《史记》,都忙累了一辈子,二人相比,我们说后者的生活有价值。这看法是常识也承认的,好说。难说的是为什么要看重活得好,或说为什么要珍重我。可以由认识论方面找些理由。柏克莱主教说存在就是被觉知,罗素认为最确实的所知是感觉所收(构成感知的材料),这能知的显然是我,没有我,外界如何,甚至有没有,至少是我不能知道了。这是说,我最质实。还最亲切,因为苦乐、是非等等,都是以我为本位的。为本位,就值得珍视吗?理由难说,只好信任情意,是活得好可以心安,反之就心不能安。人,碌碌一生,瞑目之前,难免算浮生之帐,如果所得(丰富和有价值)不少甚至很多,总比毫无所得好得多吧?有哲学癖的人或者会说,这也是自欺,因为难于证明有究极价值。这是又往上追问天命;我们既已只顾率性,那就珍重自我,算作安于自欺也好。

  四是超脱。这不是要求如佛家理想的能破我执,而是遇见某种情况,宜于向这个理想靠近。这某种情况指欲的对象利禄之类和欲而不得之后的苦的情绪。人生于世,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总难免要,或多或少,见世俗的可欲而心不能静。于是而求,世间不只一人,僧多粥少,因而不能常如愿,或说常不能如愿。其后跟来的必是懊丧,苦恼。为我的活得好计,这不合算,所以要改弦更张。理论上有抓紧和放松两条路。抓紧,如果有成的机会不多,就会火上加油,越陷越深。所以不如放松。办法是跳到身外,视我为一般人,一时冷眼看,如叔本华所说,不过都是苦朋友,不如意乃当然,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了吧?能够反观也一笑是超脱,虽然有近于阿Q 之嫌,如果以活得好为处理自我的目标,就,至少是有时,不能不用它。

  

  茅盾:中学时代

  一九○九年夏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母亲准备让我进中学。那时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才有。杭州除了中学还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考这个师范。师范学校当时有优越条件:不收食宿学费,一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毕业后必得当教员。母亲认为父亲遗嘱是要我和弟弟搞实业,当教员与此不符,因此没有让我去。杭州我母亲还嫌远,嘉兴最近,但最后决定让我去考湖州中学(其实湖州与杭州的远近一样),因为本镇有一个亲戚姓费的已在湖中读书,可以有照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乌镇,又是到百里之远的湖州,所以母亲特别不放心。我和姓费的同乘小火轮,费是我的长辈,该称他表叔。到了湖州中学,原想插三年级,但因算术题目完全答错了,只能插二年级。

  湖州中学的校舍是爱山书院的旧址加建洋式教室。校后有高数丈的土阜,上有敞厅三间,名为爱山堂,据说与苏东坡有关。至于宿舍,是老式楼房,每房有铺位十来个。

  湖州中学的校长沈谱琴,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起有名望。他家有家庭女教师汤国藜,是个有学问的老处女,是乌镇人,但我从未听人说起她,想来她是从小就在外地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续弦夫人即是这位汤女士。)沈谱琴从不到校,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其他的姓名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地理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功课,但这位老师却能够形象地讲解重要的山山水水及其古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古战场等等。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至于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这比我在植材时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杨先生还从《庄子》内选若干起教我们。他不把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之一来看待。他还没这样的认识。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样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湖州中学的体育有走天桥、翻铁杠等。我第一次练习走天桥时,体育老师告诉我:眼朝前看,不朝下看,就能在天桥上来回走,走天桥是容易的,不比翻铁杠。老同学示范走过以后,老师叫我走。我记着眼朝前看,轻易从天桥的此端走到彼端,待要往回走时,走到一半,不知怎的朝下一看,两腿就发软了,不敢再走了,只好趴在天桥上,挪动身子,慢慢地爬到了彼端。其实天桥离地面不过丈把高。

  至于翻铁杠,我就无法翻。人家身子一跳,两手就抓住铁杠。我身矮,老师抱我上了杠,老师一松,我又落下来了。如此数次,惹得老同学们大笑,更不用说翻铁杠的能手了。从此我也不再学翻铁杠了。

  至于枪操,都是真枪。老同学告诉我,这枪能装九颗子弹,打完再装也不过半分钟就装好,熟练后只要几秒钟。这是从外国买来的,同学们就称之为洋九响。真有子弹,而且很多,放在体操用具的储藏室。

  我觉得体操不难,开步走,立正,稍息,枪上肩之类,我在植材时学过,但不是真枪,只是木棍。现在是真枪了,我身高还不及枪,上了刺刀以后,我就更显得矮了。枪不知有几斤重,我提枪上肩,就十分困难。枪上肩后,我就站不稳。教师喊开步走,我才挪动一步,肩上的枪不知怎地就下来了。我只好拖着枪走,真成了曳兵而走了。从此以后,体操这门课,我就免了。至于踢足球,我算是用尽力一踢,球只在地上滚了七、八尺。因此,同学们赛球时,我只在旁欣赏。

  每学期例有一次远足,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是到道场山,路不远,顶多三十里。我去时刚走不多路,便觉两腿上象挂了十多斤的铅条,就要在路旁休息。老同学知道我是第一次远足,便扶着我走,还扶着我跑,说练练就行了。如此挨到了目的地。也不知怎的,回来时我居然能走,不用人扶,不过总要掉队。

  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实在是正式的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

  后来事实证明,沈校长这样布置,是有深意的。

  我在湖州中学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篆刻。这是我在二年级下学平时,四年级一个同学教我的。他的父亲会篆刻。他喜欢在父亲工作时站在旁边看,久而久之,就看会了。据这位同学说:篆刻也分派,以能创新为贵。也要多看前人和同时人的篆刻,以广见闻。他还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谈到篆刻。他还教我如何劈开平常的石章: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象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劈开。

  暑假到了,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东西来做一把刻字刀。我家的纸店有刻木头的刀,能在木头上凿刻文字或图画。但样子和那个同学所用的篆刻刀不同,我怕不能用。结果,从破阳伞上折取一小段伞骨,是扁形的,宽不到裁衣尺上的一分,长有三寸。把这钢片托纸店的学徒磨成锋利的刻字刀,果然跟同学的特制篆刻刀相近似了。

  母亲把父亲遗留下的石章,任我支配。我不曾学写篆字,只好查康熙字典,依样画葫芦,用拓印法居然刻成第一个石章。所谓拓印法,也是那个同学教我的。其法如下:把字用浓墨写在薄的毛边纸或宣纸上,然后覆在石章上,用水使有字的纸润泽,再加覆干纸两三层,用指甲反复磨捺,然后尽去其纸,石章即有清晰的反面字。据那位同学说,老手不用拓印,就在石章上刻出反文,比用拓印法更流利而圆润。

  一个暑假就在刻石章中消磨完了。又该上学了。这是我在湖州中学的第二年,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刚到校,就看见校长的布告: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者即报名,交费十元,五天后出发。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同时写信给母亲,信中说:我现在身边有十来元,那是母亲给的半年的零用钱(母亲给我每月三元五角零用),如果母亲不赞成我去参观劝业会,那就用零用钱抵帐吧。

  真没料到,正在出发的前夕,母亲从民信局寄来了信并大洋十元。信中还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它东西,只要你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现在简略地说一说南洋劝业会的宗旨及创办经过。南洋(今称东南亚)各地华侨甚多,其拥有大资产者皆愿意为祖国之发展工业尽其力所能及。办劝业会就是为了招徕他们投资兴办工厂并传授管理工业的经验和技术。而且,劝业会陈列之物品多数为江南各省之特产,为南洋各地华侨所喜用,故亦有向南洋各地推销江南各省特产之作用。两江总督端方(满人)、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其实参与其事者也有华侨大资本家),在江宁城内公园附近紫竹林一带购地七百亩,建造会场,经费由官商分担。筹备了两年,劝业会于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幕。

  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官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

  杨先生安顿了行李,就去访友,回来对我们说:我们来迟了,但倒有好处。前几天只开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八个馆,可现在又加了江南制造局出品馆、安徽、山东、浙江、江西、四川、广东、湖北等馆,这些馆内除陈列各该省的特产外,也展出各地名胜古迹的模型。他们早来的只看到八个馆,以为仅此而已,就回去了,实在也不得不回去,因为人家等着你走,他才有住处。我们也只能在此三天半,所以迟到有迟到的好处,这正是老子说的祸福相依。此所谓三天半,三天是参观劝业会各馆,半天是自由活动,或访友,或购物。

  当我们到浙江馆看见展出的绸缎、绍兴酒、金华火腿等特产,倒也等闲视之,可是外伤性癫痫的症状听说绍兴酒得银奖牌,却大为惊喜。我们对四川、广东等各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这才知道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地理教员对各省的名胜古迹的模型,最感兴趣,他不顾馆中闹哄哄的人丛,常常旁若无人似的对同学们谈这些名胜古迹的历史。

  我们看展览的第二天,英文教员闹了个笑话,他在广东厅看见一老一中年两个华侨用英语在谈那引人注目的玻璃桌,他便挤上去也用英语交谈,不料被中年华侨说他发音不准确。此事,英文教师以为无人知道,但是劝业会招待外宾(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馆人员)的英文翻译听到了,就传了开来。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有半天时间的自由活动。我同一些同学去看雨花石。沿雨花台一带路旁,有数不清的小摊,卖各色各样的雨花石。我想买一枚较好的(其实不过花纹好,有二、三种颜色,质透明而已),孝敬母亲,问价钱,却贵得惊人。我只好花几毛钱买几枚最平凡的(一般放在水仙花盆内用的),奉献母亲作个纪念。

  但在书坊里我买了一部《世说新语》倒花了一元几角。

  在回湖州的旅途中,我把《世说新语》反复看了两遍。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些隽永的小故事。

  我们回到校内,方知学校已招了新生,其中有个姓张的,二十来岁了,在新生中年龄最大。插二年级的,有董大酋,不过十二三岁。

  我们正准备上课,舍监出了布告:沈校长将于明日到校对全体同学讲话,明日上午平时全体同学应在操场集合。

  这个布告引起了很大的哄动。大家都在猜,从不到校的沈校长为什么要对全体同学讲话,有什么要事。

  次日期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气集操场。一会儿,沈校长和一位矮胖的老人来了。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那老人,大意如下: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略。然后舍监宣布散会,大家各回教室上课。

  我们回教室不久,钱老先生来到课堂门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一节课是杨先生讲的作文,他出了题目,略加解释,我们就构思,一点钟内得交卷。

  这天晚上,全校就纷纷议论,说钱老先生听遍了各教师的讲课,有时还进课堂去指出:何者讲错了,何者讲的不详细。大部分教师都挨了批评,而对英文教师的批评是发音不准确。

  也在这天晚上,英文教师鼓动全体教师罢教以示抗议,但是除了他本人外,只有杨先生因和他个人交情不浅,勉强附和,其余教员多半不赞成。

  第二天,钱老先生来校后,听说有的教师罢教,就对学监说,叫学生照常上课,他找人来代课。

  别的班级,我不知道,就我所在的班级说,来代英文课的也姓钱,我们猜他是钱老先生的儿子,私下里称之为小钱先生。他先教发音,从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人体口腔的横剖面,发某音时,舌头在口腔内的位置。这真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这位小钱先生又看了过去我们所作的造句练习,他认为英文教师只是发音不准确,造句练习该改的,他都改得不错,而且英文读本《泰西三十佚事》也是公认的一本好书。我觉得这位小钱先生态度公正,而是英文教师太要面子。

  代国文课的老师也姓钱,年龄和代英文的老师不相上下,我们以为他俩全是钱老先生的儿子。后来,二年级的插班生董大酋告诉我们:代国文的单名一个夏字,是钱老先生的弟弟,比钱老先生小三十四五岁。代英文的名稻孙,是钱老先生的儿子。至于董大酋自己,学监说他是钱老先生的外甥。

  轮到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了。钱老先生来到我们班上。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惯做史论或游记的同学们觉得这好象容易却又不然,因为茫无边际,从何处说起呢?

  我听了钱老先生的话,也和同学们有同样的感想,后来忽然想起杨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就打算模仿它一下。我写了五、六百字,算是完了,题名为《志在鸿鹄》。全文以四字句为多,有点像骈体。这篇作文的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大体是鸿鹄高飞,嘲笑下边的仰着脸看的猎人。这象寓言。但因我名德鸿,也可说是借鸿鹄自诉抱负。

  第二天发下作文卷来,我的卷上有好多点,也有几个圈(钱老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同学们的卷子也有连点都没有的),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就勾出来,在旁边写个正确的。钱老先生还在我这篇作文的后边写一个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老先生住在陆家花园。这是湖州人的艳称,正式名称是潜园,是江南有名的藏书家之一陆心源(即皕宋楼主人)的花园,现在书去人亡,钱老先生是借住。他邀请全校同学到他家里去游玩,我也去了。

  游玩潜园是在钱老先生代理校长的第二个星期日。钱老先生一家及董大酋引导我们游园,又给我们看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彩色精印,附有外文说明。

  我们在园内,看见一个穿黄色军衣的中年人。我们不知他是谁,钱老先生也没介绍。后来问董大酋,才知道这人是钱老先生请来编书的。他穿的不是军衣,是他自制的古怪的服装。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朴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着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一个月过去了,钱老先生不再代理校长,英文教员和杨先生也照旧上课了。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七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平姓梁为七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那时,我们都觉得新鲜,现在杨先生又来上课了,我们都要求他也讲些新鲜的。杨先生说,钱先生所讲,虽只寥寥数篇,但都有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宗旨,不能有比它再新鲜的了。杨先生想了想,又说,幸而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可凑数。于是教了《正气歌》。

  我对杨先生说: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先生忽然大笑,说:钱先生教你们读史可法答摄政王书,真有意义。现在也是摄政王临朝。不过现在的摄政王比起史可法那时的摄政王有天壤之别。杨先生又说:明末江南有个复社,继东林党之后抨击阉党和权贵。现在李莲英党羽,仍然嚣张,顽固大臣操持国政,形势与明末相近。复社首领张溥(天如)编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每集都作题辞。张溥号召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他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即有此用意。现在我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教你们,也不算复古而是为今用吧。杨先生只讲解题辞。各集本文要我们自己去择尤钻研。从《贾长沙集》的题辞,我们知有屈原、宋玉,知有《楚辞》。从《司马文园集》之题辞,我们知有《昭明文选》。从《陈思王集》及其他建安时代文人集的题辞,我们知有建安七子。杨先生并择建安七子的精萃诗文教了我们。杨先生在解释《潘黄门集》(潘安仁)的题辞后,又为我们讲解了《闲居赋》,还引元遗山的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总之,单从题辞的讲解中,我们知有陆机、陆云两弟兄,知有嵇康、傅玄、鲍照(明远)、庾信(子山)、江淹(文通)、丘迟(希范);因为丘是湖州人,杨先生特别感兴趣。

  然而百三家的题辞究竟太多,不可能全讲,杨先生只能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给我们解释。这些题辞都是骈体,杨先生于是教我们学作品体文。他说: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用品体写的一篇题目叫《记梦》的作文。大意是:暑假回家,刚下轮船就看见外祖母家的阿秀接我来了。我知道母亲带了弟弟在外祖母家歇夏,就快步跑去。进了大门,在院子里看见外祖母端坐堂上,吩咐厨娘,晚餐该做什么菜,什么汤。宝姨站在外祖母身旁,给外祖母打扇。我等外祖母吩咐完了,然后上堂向外祖母和宝姨行礼。外祖母很高兴,说:我算着你该来,果然来了,满头大汗,快去洗脸吧。宝姨就拉我到东边的厢房去,那是她的书房,她叫我用她的面巾洗了脸,就拉我到窗前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抬头看时,墙上原来挂着沈南苹花鸟的三尺小立轴旁边,多了一副对联,珊瑚晕洒金夹贡,行书,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宝姨说,要考考你,这上下联的出处。我说,上联出老子《道德经》,下联出列子《力命篇》。宝姨笑着点头,又问:这命字易解,这力字究竟指什么?我一时回答不来,就说:问妈妈去。宝姨笑道,姐姐在楼上给你弟弟解释左太冲咏史诗,阮嗣宗咏怀诗,白居易的《有木》诗呢。这时,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宝姨应一声拉我便走,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跌醒了。这篇作文最后四句记得是: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全文约有五百多字。杨先生的批语大意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杨先生对《陶彭泽集》的题辞,特别赞美。杨先生说,向来起相之夫只把陶渊明看成隐士、高士,而张溥则引颜清臣(真卿,唐朝人)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又引吴幼清(澄,元朝人)元亮述酒;荆轲等作,要为汉相孔明而无其资,均认为是知陶者。题辞中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其独以诗绝哉。真西山(真德秀,字景元,宋人)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派,附诗三百凄楚辞之后,为诗根本准则。是最得之。莫谓宋人无知诗者也。杨先生认为张溥集前人之最知陶者于题辞中,是真有限力的。

  寒假到了,我回家,问母亲,我家有没有《昭明文选》。母亲说,不知道。我到曾祖父逝世前居住的三间平屋中,在杂乱的书堆中找到了。这年冬天,我就专读《文选》,好在它有李善的注解,不难懂。读《文选》后,我才知道杨先生教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左太冲咏史,《文选》上亦有之。

  寒假中我与四叔祖吉甫的儿子凯崧(我叫他凯叔)谈起各自学校的情况。凯叔在嘉兴府中学读书,说嘉兴中学的英文教员是在梵皇渡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极其贵族化的学校,学生英语之好是着名的。因其校址在梵皇渡,一般称梵皇渡。)我想,一定比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强得多了。凯叔又说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气等,师生宛如朋友。但湖州中学的舍监却很专横。因此,我就有了转学到嘉兴中学的念头。但没有对母亲说。

  寒假过去了,我仍到湖州中学,一切如常。杨先生仍然选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但他也学钱念劬老先生批作文卷的方法,不改学生的作文,只用点或圈表示好坏,和改正卷子上的错字。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文讲过的姓张的新生,现在是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了,同学们说他是个半雌雄,理由是嗓门尖,像女人,而且天气酷热的时候,他还是不脱衣服。然而这姓张的同学身材高大,翻铁杠比一般同学都强,力大,疑他是半雌雄的高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多岁)想挑逗他,却被他痛打。可是这姓张的同学却喜欢和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引起一些调皮的同学盯着我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这使我很气恼,也不能专心于功课了。

  由于这,也由于凯叔讲过嘉兴中学的各种好处,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决心转入嘉兴中学。

  我回家后把要转学到嘉兴中学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请凯叔来详细询问,知道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特别好,而且数学课好的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自动来帮助数学课比较差的同学。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我将来能入理工科。又听凯叔说,转学不难,只要把湖州中学的成绩单给嘉兴中学的学监看了,就可插入嘉兴中学的四年级。为此种种,母亲就同意我转学。而且,母亲还想到湖州中学虽有费表叔,却从来得不到他的照顾,凯叔到底是亲叔叔,一定能好好照顾我。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

  凯叔早已告诉我:嘉兴中学的革命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学生剪辫的很多,凯叔自己也已剪去。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起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

  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辟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癫痫病发作前兆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一句话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的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个中学(包括一个教会办的)。母亲却怕我一个出远门,许多事不熟习,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家纸店的经理听说我要到杭州去投考学校,就说,杭州一家纸行,和我家纸店每年有二、三千大洋的交易,纸行的收帐员一年两度来乌镇收帐,彼此极熟。他写封信给这收帐员,包管可住在纸行。

  母亲觉得可靠,就让我一人去了。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叫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到了那纸行,拿出介绍信,一个五十来岁穿猫皮袍子的人自说他就是常到乌镇收帐的人,而且仿佛还见过我。这个纸行规模不小,有客房,收帐员引我进一间房,说,你们店的经理来看货样,就住在这间房。

  住定以后,我找报纸来看,才知道只有私立安定中学招考插班生。第二天上午纸店派一个学徒送我到葵巷的安定中学。出我意外,要插四年级下学期的,只有我一人。考试很简单,只考国文、英文。我怕纸行的学徒等得不耐烦,匆匆忙忙完卷,留下住址,就回纸行。这时我考虑,是在纸行等候考试结果呢,还是先回家去。纸行老板此时也知道我是乌镇泰兴昌纸店的小老板,便留我多住几天,派那个收帐员陪我游了西湖,还在楼外楼吃了饭,这都是纸行老板请客。据纸行老板说,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姓胡,是个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呼为铜臭的耻辱。隔了一天,安定中学通知,我已被录取。这时我自然高兴,但归心如箭,急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

  到家后,母亲就打点我到杭州求学该带什么东西,我却专心读《昭明文选》。以后每逢寒假暑假回家,我就读《昭明文选》,从头到尾,大概读了两遍,恐怕还不止。

  寒假已完,我到安定中学。当时不像现在那样,甚至也不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公立学校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教师爱教什么就教什么,私立学校更不受约束。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想与杭州中学比赛(按:杭、嘉、湖三府的中学,后皆改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其他各府中学也都照改,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凡是杭州的好教员都千方设法聘请来。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就兼教三校(安定、一中,另一教会办的中学)的国文课,另一个姓杨的,则兼两校(安定而外,也在教会办的中学教国文)。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工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做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

  张先生说,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他在黑板上写此长联共一百八十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张先生并将长联逐句作了解释。然后叫大家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大家乱凑一阵,始知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西湖上的苏小小坟,只是一个小小的土馒头。覆盖此坟者,是一个小的石亭,有八根石柱,上面刻满各种对联。这些对联都不曾署名,都是赞美苏小小的(按: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也)。张献之老师则独称许一个短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并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张先生还就本地风光说:南宋称杭州为临安,以为首都,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一首七律,以作怀古诗的示范。这首诗,我记不清是张先生自作的呢,或是前人所作,但诗的前六句(律诗八句)我至今还记得: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张先生说上方谁请剑是倒句,意即谁请上方剑,诗词中此种例句甚多。上方对高庙以物对人甚妙。高庙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这首诗对高宗有讥讽之意。

  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张献之先生后来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他的着作,今尚印行者为《诗词曲语辞汇释》,这是一部工具书。

  另一个国文教员姓杨,他()的教法也使我始而惊异,终于很感兴趣。他讲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昆曲),直到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他讲时在黑板上只写了人名、书名,他每日讲一段,叫同学们做笔记,然后他看同学们的笔记,错了给改正,记得不全的给补充。这就是杨老师的作文课。我最初是在他讲时同时做笔记,后来觉得我的笔无论如何赶不上杨先生的嘴,尽管他说得很慢。于是我改变方法,只记下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而杨先生口说的,则靠一时强记,下课后再默写出来。果然我能够把杨先生讲的记下十之八、九。

  除了张献之老师和杨老师,安定中学的历史地理教员都不错,教数学的不及嘉兴中学,教物理、化学的都是日本留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九一三年夏,我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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